文艺评论 | 张伯英室名别号与其收藏品之关联

张伯英室名别号与其收藏品之关联

耿广敏

张伯英（图1），江苏铜山榆庄人。原名启让，字勺圃，一字少溥。清同治十年辛未（1871）生铜山榆庄，民国三十八年己丑（1949）卒于北平，享年七十八岁。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恩科贡生，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补行庚子辛丑恩科举人。宣统三年辛亥 （1911）任段祺瑞第一军秘书。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二月辞府秘书长职，寓居什刹海“东涯老屋”。张氏为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碑帖鉴定家、诗人和方志学家，著有《小来禽馆帖跋》、《诸帖刊误》、《法帖提要》、《小来禽馆诗草》、《阅帖杂咏》等，甄选《徐州续诗征》，编纂《黑龙江志稿》等。张伯英室名、别署尤多，笔者曾搜集整理并记于拙文《张伯英室名别署辑略》者31个，此后又有所新见。除去因缘于故乡和北京寓所而外，多数均与其购藏有关联。本文简选其要者，考述其室名、别署之来由，足可窥张氏收购之盛与藏品之精，由此延及其相关评鉴、诗文及题跋，以补笔者所著之阙，或有惠于嗜张氏之研究者，并以此求教于诸方家。

1. 斋室“小来禽馆”、“清宴岁丰之室”、“匏庐”、“帖祖端祖之室”，与弘文馆本《十七帖》

张氏“小来禽馆”、“清宴岁丰之室”、“帖祖端祖之室”、“匏庐”四室名俱缘于其所购弘文馆本《十七帖》。据张氏《小来禽馆帖跋·十七帖弘文馆本》所记，“丁已嘉平十六日，见之隆福寺镜右堂。”又《右军书范（校记本）》：

“帖于丁巳冬出清内府，予得之隆福寺书肆。”“丁巳嘉平十六日”，即一九一七年腊月十六（公历1918年1月28日）。《十七帖》为王羲之所书，因卷首有“十七”二字而得名。墨迹早佚，世上所传均为刻本。帖中有“青李来禽”四字楷书（图2），明邢侗以“来禽”二字，颜斋室曰“来禽馆”，张氏因循邢氏，取室名为“小来禽馆”，加“小”字以别之。另外《十七帖》中尚有《清宴岁丰》一帖，张氏以“清宴岁丰人家”再名其室。《十七帖》自有刻本以来，传摹复刻，以张氏《小来禽馆帖跋》所记版本，其过眼者不下百余。而张伯英所收此帖，为明吴宽（1435—1504）所藏，张正蒙一跋。吴宽号“匏庵”，张伯英称其为“匏翁”，并在《右军书范·戊辰校记本》眉批云：

此帖匏翁家藏，余又蓄宣德岩研，大可盈尺，匏翁铭研匣。二物皆绝品，前帖复有其题字，何幸与先哲多古缘耶。因制一印曰“匏庐”。

“匏庐”亦为张氏室名，前二室名缘于帖中文词，而“匏庐”则来于藏家因缘。拙文《张伯英室名别署辑略》失记，录此以补阙。

张伯英之父张仁广（1852—1920），字溥原，性淡泊无嗜好，唯喜作书，手不释管，酷爱二王书法，见张伯英所得此《十七帖》，喜为之赞称“翰墨之皇，法帖之祖。”（图3）张伯英亦云：“弘文馆《十七帖》解勒褚校，在贞观时为一切法帖之祖，此帖前无帖也。”张氏室名“帖祖端祖之室”，其“帖祖”二字即指此帖，而“端祖”则指其所藏端砚，此处不复详表，容以后详考之。

1925年农历三月至四月间，张伯英将《十七帖馆本》等碑帖十八种、王佛女买地劵砖等五种，呈请国有，经段祺瑞批准，交由财政、教育两部估价，拨款两万九千元，发交历史博物馆保存。是年秋，教育部仅付值五千元，即将欲售藏品交部。后因局势变化，教育部不得付余款，然又不肯退物，屡经交涉，未获解决。1926年夏，张氏得友人相助，又鬻去部分书画，得以“退款还物”了结前售帖之事，赎回《十七帖》，遂作《赎十七帖有感》诗：

妙墨晴窗快展临，问君轻弃是何心。就今完璧终归赵，切莫当牛再鼓琴。世事塞翁得失马，荒斋陈迹去来禽。他年携向深山去，尘俗休教日夜侵。

《十七帖》之完璧归赵，可谓是张氏藏帖中一桩公案，痛定思痛，遂决意“携向深山”而坚守之。后有熙宝臣珏将东渡，欲携此帖东渡日本，张伯英守而不出，幸得无恙。1927年农历五月，先生应友人之劝将《此事帖》、弘文馆本《十七帖》和包世臣《十七帖疏证》并交商务印书馆附印其后，合为《右军书范》（图4），为学书者津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刊行《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即为张伯英所珍藏者，卷首钤有“铜山张氏小来禽馆”白文印。

1. 斋室“锡晋斋”、别署“锡晋斋主人”，与《此事帖》

1926年农历九月四日，张伯英得右军墨迹《此事帖》（图5），并名书斋为“锡晋斋”，别署“锡晋斋主人”。“锡”字通“赐”，“晋”指《此事帖》为晋墨。如何名“锡晋斋”，张氏所记甚详：

予阅书多矣，往者直欲作无晋论，忽见此帖，惊叹不已。再四审谛，无可致疑，辄倾囊橐，多方购贷，仅乃得之。友人笑其痴不顾也。

米老之宝晋斋因有右军《王略帖》，予后米老八百年，亦有《此事》廿字。世间独一无二之王迹归我贫士，视米老之得《王略》难易相悬，天所赐也。名吾斋曰‘锡晋’，永志天庥，米老讵得专美耶。

“米老”指宋四家之一米芾（1051—1107），而“宝晋斋”为米芾室名，其缘起为米芾得王羲之《王略帖》。米芾得《王略帖》在前，张氏得《此事帖》在后，两者相距八百年，故云“难以相悬”，又为贫士所得，张氏以为天之所赐也。鉴于前所得弘文馆本《十七帖》亦是右军书迹，就“锡晋”而言，亦囊括其中。张氏云：“此事帖右军真迹第一，十七帖右军石刻第一，稀世重宝贫士得兼而有之，因名吾斋曰‘锡晋’云。”有“锡晋斋”之室名，别署“锡晋斋主人”则顺理成章。张氏购得《此事帖》廿字一纸后，喜不自禁，有《题右军此事帖》诗，诗云：

“四姓吴中清玩会，张侯深喜寓目曾。独欣廿字岿然在，双轴宁珍鹀鹘青。”次年农历五月，与弘文馆本《十七帖》合印于《右军书范》。1936年农历三月十九日（5月9日），容庚、谢国祯、王振铎来访，观王羲之书帖。容庚借帖影印《二王书影》，帖目中便有《此事帖》。张氏作跋于册尾，盛赞《此事帖》“神光内敛，书品乃极高峻此帖。”然则张氏家贫不易守，此帖险些售出，因“人一言而事败。”此帖经后人鉴定虽为唐摹，但仍属珍品，被国家收藏。

3、斋室“寿墨山房”、“十万十香之庐”、“归万堂”，与万寿祺书画

万寿祺（1603—1652，图6），字年少，又字若、节若、内景，晚年惟以一字自识，曰寿。与阎尔梅并称明末二遗民，以多艺著称于时。万氏作为徐州人氏，其崔泉山庄读书处与张伯英毗邻，张氏有诗云：“崔泉山庄接榆庄，我是邻村田舍郎。”而其《隰西草堂集·序》更明确了崔泉山庄与榆庄的位置关系：

崔泉山庄者，万氏别业，距敝居榆庄数里而近，隰西旧读书处也。泉出女儿山之东麓，宜秔稻，异他出所产，近泉者尤香美。柳塘荷渚，称高人之幽居。

因“敝居榆庄数里而近”之地缘关系并加之祖父张达（1832—1894）对万氏行谊之推崇，张伯英对万氏别样情怀出于童时。张氏在《小来禽馆字例》中云：

崔泉山庄万年少先生故居，去敝居榆庄数里，隔女郎山，直津浦路三堡站之东。人往风微，鞠为茂草。村人犹能指先生读书处也。童时侍先祖往游，诏先生遗事，心响往焉。

“先祖”即张达，张达原名立山，字卓堂，号若泉。“生有异稟，不十岁，七经皆成诵，为文援笔立就，嗜今隶书，得颜平原遗意。”有论书诗十一首存《徐州续诗征》。其师孙运锦先生编纂《隰西草堂集》（正谊草堂本）时，“曾加细校，监工剔补”，并跋于册尾。年老时将所收万寿祺《遁渚唱和集》（图6）墨迹交张伯英，其时张伯英年方十八，此为张氏收藏万氏书画之始，及长则更甚。此集一直藏于身边，倍加珍惜，并数跋于后，其中一跋云：

铁围山樵，孙征君绣田也。征君为先曾祖挚友，先祖、先伯祖同游其门。藏内景书画至多，曾汇刊《隰西集》，今板已不存。所藏弆皆散佚。独此册为先祖所收，以付伯英，贮行笈中三十余年。自来京师，收《隰西草堂》《芝山隐居》二图及尺牍小册，窃幸与乡先辈翰墨缘深。而此则先世留遗，尤所珍视。惜二图之美，先祖未及见耳。

于跋中可见张氏自去北京，因“幸与乡先辈翰墨缘深”，所收万氏书画从未停歇。文献可考者就有《美女观书图》《美人》《芝山隐居》《楷书杜诗轴》《松石图》《山水扇》《遁渚唱和集》《赠徐孝若书画册》《为沂公画第一、第二、第三》等，故张氏以“十万十香之庐”名其室，绝非虚托。其“十万者指道人迹，十香者，赵子固《十香图》也。”在谈及其所收万氏书画时，张伯英在《庚午消夏录》中言道“予以乡土故，访万年少笔。各悬重价，二家书画不啻冀北群空矣。”“十余年来，予收万年少、李一山收黄小松，二家画迹为之增贵。”可见张氏见则必收，以至于万氏书画“冀北群空”，“画迹为之增贵”。其“寿墨山房”室名缘于购藏《赠徐孝若书画册》，为乙丑（1925）八月崔海帆寄购京师。张氏遂有《题内景书画册用亭林赠万举人诗韵》：

都门万若画，吾惟见悬网。借观渡江图，梁髯忽长往。思之逮十年，临时约为爽。一见缘尚悭，求索心独狂。吾乡李允庵，藏君自写像。独坐松石间，睪然发遐想。昂藏野鹤姿，不甘受靰鞅。昔者难一得，而今欣遇两。祥云为护持，灏气留天壤。何地阅春秋，幸免埋榛莽。（二册皆庚寅岁作，至今二百七十有五年。）延平剑入手，合浦珠擎掌。虹月夜贳舟，旭日朝升幌。（海帆自开封寄万册，十一月初六日至京。）赝鼎充栋宇，幻怪杂魍魉。小子鉴通微，先生兄浩荡。乡土征故实，耳目非近赏。会当题寿墨，易我萧斋榜。（属郑叔进为篆‘寿墨山房’。）

诗中明言“属郑叔进为篆‘寿墨山房’”，从而“易我萧斋榜”。而“吾乡李允庵，藏君自写像”即张氏所题《万年少先生像》（图7），原为李允庵旧藏，影入《隰西草堂集》（图8）。《隰西草堂集》为乡邑董士恩所编，而原本则张伯英旧藏。《内景松石图》原为徐州户部山余丽生故物，1933年冬余湘之托张氏在北京觅售，张伯英以重金够得，并有《题内景松石图》和《再题松石图》诗两首。

“归万堂”亦为张伯英室名，见之于刘玉芝《户部山》，其记曰：“张伯英……平生搜求万年少、阎古古等乡贤书画、文稿遗作最力，每有所遇，必尽所藏，并

名其室‘归万堂’，以慕其文墨如慕其人。”然因为家贫难守，大部分万氏书画悉数易米，其中藏《彭城万道人真墨》今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赠徐孝若画册》则归张学良。少时先祖所赐《遁渚唱和集》则几经磨难，四代之传，幸以得完，1952年由其次子张恺慈捐献给徐州博物馆。刘氏《户部山》还言道：“以鬻书所得在三堡设立万年少小学，以民族气节造就乡邑子弟。”所谓鬻书捐建学校事，张氏动议于1923年。张伯英嫡孙张平和先生提供《小来禽馆字例》墨稿一则，其启中云：

先生制行高洁，世所宗仰，小子幸附乡里之末，儗就崔泉为建祠宇，设校祠中，名之“年少学校”，□□□志，垂范后人，鬻字以成其事。自癸亥五月之望，讫于中秋，计集资之多寡，定祠学之规模。海内君子有乐观其成者乎？张伯英启。

由此启中可知，张氏以鬻字收入捐建万年少祠并学校，义在垂范后人。然而募资不尽人意，祠堂停建，仅学校得以竣。此文稿于张氏收藏无涉，亦足见其为人志趣，别于平常藏家之为，姑附于此。

4、斋室“来凤轩”、“凤墅帖半卷人家”，与《凤墅帖》

《凤墅帖》即《涪翁帖宋本》，今藏上海图书馆。涪翁为北宋书家黄庭坚（1045—1105）别号，世称黄太史、黄山谷。该帖张氏得于1930年秋，此时张氏虚龄六十。此帖得后，张氏重装（图11），并题于帖首（图12）：

凤墅黄帖。《凤墅帖》前后四十卷，皆宋贤书。嘉熙、淳祐间曾宏父刻石，置凤山书院，详载于《石刻铺叙》，传本甚少，惟叶东卿得梁蕉林所藏八卷，钱竹汀得二卷，胥燕亭得一卷，与此不相同，今皆不知存佚。此第十一卷山谷帖因首尾残缺，见者莫知为何刻，故予得有之。明末藏睢州袁氏，张氏《宝墨堂》在袁氏之前，吾宗收藏家不能举其人，深惭谫陋矣。庚午秋，铜山张伯英。

由题记中可知，张氏所得为《凤墅帖》残卷，仅存第十一黄太史书半卷。由于前后均残，帖贾及藏家不知何帖，为张氏捡漏而偶得之。还岁之年的张伯英“近颇嗜宋贤书，遍搜苏、黄石墨，拣出装池，以供展玩。”故而张氏之喜可想而知。遂名斋室为“来凤轩”，嘱“王孝（小）侯杨滨为镌为来凤轩印。”又名为“凤墅帖半卷人家”，亦属王孝侯刻之。十二年后张氏再得《凤墅续帖》七卷，并作有考释评鉴文一则记之：

凤墅续帖（第二、第四、第十二至十六） 庚午秋得此帖第十一黄太史书，王孝侯杨滨为镌来凤轩印。今十有二年而凤再来。近代有是帖者钱辛楣二卷（十三、十四），胥燕亭、曾省轩各一卷（曾十、胥十二），叶东卿得梁蕉林家八卷（三、五、十五至十八、续十、续十一）。合此续帖七卷恰及余帖之半，疑其本属一部，否则何无一同，其他未有所闻，非墨林星凤耶。孝侯已成古人，不克同赏。诸家之藏无由合并，予衰颓之年犹幸再见古刻，惟求其真，不必以多为贵。辛巳闰六月十有七日。

老年衰颓，能得见古刻确不失为幸事。见物而思人，叹刻印人已逝，不能同赏，令人唏嘘。

5、斋室“丛兰书屋”与兰亭八十刻

“丛兰书屋”室名见之于张伯英《题李释戡握兰簃裁曲图》诗，诗云：“衡翁斋馆题缪篆，衡山曰：‘吾之亭馆皆于印章起造。’老释于今易画图。我亦丛兰成小筑，不须兴叹卓锥无。予聚宋金华学士程易畴、黄吟川各家兰亭八十刻，拟作《丛兰书屋图》。”所谓“丛兰”即指张氏所“聚宋金华学士程易畴、黄吟川各家兰亭八十刻”，与王羲之《兰亭》有别。“兰亭八十刻”（图13）之所得，张伯英亦有诗《长沙徐氏兰亭八十六种售于平肆予惧其散佚举债收之已失其四兹去重复得八十刻亦巨观也用师郑自寿韵咏之》记之：

兰亭静对可消忧，善本修城出武周。宋理宗兰亭百十七刻以武后时，‘修城本’冠首，收藏家罕得见者，此集有之。讵止管端窥有豹，俨同名品定于牛。古香百卷珍游相，绝艺千年胜奕秋。结习敢云文字福，足吾所好更何求。

由诗题中可知此兰亭丛刻为长沙徐氏所藏，原有八十六种，张氏“惧其散佚，举债收之，已失其四，兹去重复得八十刻。”散去四刻据后人考说，为定武五字不损本、定武玉枕本、褚临本、苏氏残石本，归于顺德黄节，张氏得八十二刻。虽说不为全本，亦皇皇大观也。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九月，张氏以所藏求售，且言“愿得此者，念昔人采集之艰，加以护惜，勿贪拆售之利而致星散，如理宗之百十七卷徒存目录已也”。嗣后，容庚“惊为秘笈，乃尽得之”，1962年让购于故宫博物院。容氏从文奎阁购《兰亭八十种》值一千六百五十元，于1938年9月十二日成交。文奎阁依张伯英嘱咐，没有“贪拆售之利而致星散”，容庚尽得，也算了却张氏惜帖之愿。容氏得《兰亭八十种》之后多次校勘，并作《兰亭集刻》《兰亭考》。1939年五月4日《兰亭十种》印讫。张氏奉属题《兰亭集刻》签（图14）。

6、斋室“百峰十雪之庐”、别署“雪缘老人”，与《百峰山诗碑》、王耕烟《十雪图》及杜清碧小幅雪景

张氏“百峰十雪之庐”室名余初见于其跋《王居士砖塔铭》，款署：“彭城张伯英识于百峰十雪之庐。”余不解“百峰十雪”为何意，己见其所藏《魏百峰诗碑》石墨，方知“百峰”指此也。《魏百峰诗碑》张氏跋云：“魏刻新出者多，然只是墓志与造像，若诗碑则绝无仅有，虽同时有论经诗、观海童，皆摩崖，谓此为诗碑之祖可也。”或因此碑为诗碑之祖，有别于他刻，张氏因取“百峰”二字入其室名。此石墨今为徐州张伯英书法馆所藏，而其另收匋斋端方（1861—1911）旧藏一纸割裱于《云峰山诸石刻》。张氏跋云：

百峰山诗残石曾归匋斋，此纸即在端氏时所搨，今不详所在矣。此石在青州益都，光绪间伯羲祭酒属益都知县张云心承燮购至京师，后归徐梧生坊，今石尤藏徐氏，前所记闻诸帖估，盖误也。石侧有‘平东府兼外兵参军’八字亦失搨。……方药雨亦言石归托活络氏，然则此石由盛氏归端氏，徐梧生盖得于匋斋者，梧生自记石之流传不曾叙及。

跋语详及《魏百峰山诗碑》原石之流传，是研究云峰山诸石刻之重要历史文献，今年八月十九日在杭州西泠出拍。

“十雪”者，王翚(1632─1717)之《十雪图》也。王翚,字石谷,号耕烟散人。清代著名画家。与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合称山水画家“四王”，有“清初画圣”之誉。《十雪图》张氏得之于1930年夏，作为“耕烟第一奇迹”，遂为“小来禽馆宝绘”，张氏在《庚午消夏录》中写有详记：

予老矣，爱画数十年，薄有储藏，贫居京师，皆出易米，得失自我，亦无所憾。庚午夏无意间获此，此以宋纸仿宋画，十幅之中尽得古人之秘妙。神光离合，变化无方。吾所见耕烟真迹不下数幅，未有及此图者。意者耕烟翁怜予嗜好之笃，特留此册畀予，娱其晚景，相值殆非偶然者乎。吾见收耕烟画者，幅幅累千，装潢精美，实则于耕烟全没交涉。精绝、奇绝如此册，转落贫士之手，谓非翁所默相不可矣。

《十雪图》为王耕烟以“宋纸仿宋画”，记为十幅雪景合为一册。张氏平生所见，均不及此精绝、奇绝，以为“耕烟翁怜予嗜好之笃，特留此册畀予，娱其晚景。”或在同年，张氏又收得元杜清碧小幅亦为雪景，以为与雪有缘，遂号“雪缘老人”。《庚午消夏录》亦记之。

1. 斋室“资福堂”，别署“资福老人”，与《资州帖》、《福清帖》

《福清帖》即《淳化阁帖福清本》，张氏见此贴于1936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其在《小来禽馆题跋》中记述颇详：

《福清》李氏四刻，往见《雁塔题名》，以为希有。其阁本宋时可充官帖，自明以来，无称及者。予初见此，谓为《泉州帖》，以形式与《泉》同，经岁乃觉其误。帖有砑光痕，《法帖谱系》特为揭明。《雁塔题名》之搨，亦复如是，他刻所无也。去年四月廿四日，客持至予斋未能得，携往津门无过问者，仍归于予。此帖之名，埋没已久，意其不肯终帖。去而复来，否则永永为失名之帖。即因傅氏父子赏识，不令与凡帖伍。试问乾清宫之名，有何根据，何从而见其宋本。签曰乾清等宫，究存何宫，犹未能定，专属乾清可乎？主名既得，帖之声价，不紧乎签之存否。寿毛珍此签，用意自深。覩宫藏沦落，动其故国之思。惟取名此帖，则远於事实。以《绛》为比，洵老傅之卓识。《绛》及《福清》，同瘦本也。在宫中时，为全为缺，已不可考。（签在第七卷之首，似明内府藏即缺本。）内廷秘玩，廻异恒品。一宋搨宋装，二名在法帖谱系，三存者皆二王之迹，四明乾清宫旧藏，五傅氏父子题跋，具此五美，岂非艺林瑰宝。予斋宋搨惟此与《资州帖》，为谱系所有。《资帖》亦数百年无人知其何刻，予同審定，颜吾堂曰“资福”，傅氏题后二百六十年也。

帖为傅山旧藏，为其父子所赏，并相继作跋，应是明内府藏本。张氏得之，以为兼具“五美”，当是艺林瑰宝。此记写于1937年农历二月十六日，就在当日张氏还有一札：

翁苏斋得《大观帖》半卷，名晋观堂。予有《资州帖》二卷虽止二卷亦全部之残石，《福清帖》三卷，当名曰“资福堂”，自号“资福老人。”

傅氏父子但以为可宝，不知为何刻。所跋引喻他帖，都没交涉，不如此亦无从著笔也。字瘦于官帖枣本，而精神不减，翻刻者无从得官本，是以专用此本，自《泉》之明注《福清》，渐无人知。售帖者因以冒《泉》之名，且有谓之枣板者。

张氏得《资州贴》宋搨二卷，又得《福清帖》三卷，皆数百年无人知之者，予以揭明审出，足见其慧眼独具。因而名其斋室曰“资福堂”，而自号“资福老人”，于欣喜之外，其自豪、自信处不言自明。

8、斋室“汉画室”、“汉石室”、“十二汉石之室”，与汉画像石

张伯英《题汉画室额》云：“黄小松得武梁祠汉画像石，唐拓，署汉画室，属刘文清书之。后藏吾乡林氏。余喜聚汉画像石，林峙亭持以赠。”刘文清即刘墉（1720—1805），字崇如，号石庵，谥号文清，山东诸城（古称“东武”）人，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汉画室”三字即其所书，为徐州林氏藏之三世。因张氏“喜聚汉画像石”，林氏后人持赠之。徐州老友祁世倬汉云有和诗《次韵张勺圃诸城书汉画室额题句》，张氏注曰：

刘东武为黄小松题，林峙亭赠予者，报以诗汉云和焉。济宁李一山汝谦，小松之外曾孙也，得《武粱祠》唐拓原本，求此额。予谓二物宜合并，遂归之自存。其摹刻者一山殁，额流于厂肆，予仍购回。一物之微，聚散若有数。存感而记之。

由此注可知，张氏还收有《武梁祠》唐拓原本，所谓“二物宜合并，遂归之自存”即指唐拓，而李一山摹刻“汉画室”斋额亦为张氏所有。其收汉画像石多少？亦不可考，但张氏在《题云龙学校汉砖》言道:“予昔收汉画十余石”。故名其斋室“十二汉石之室”绝非徒有其名。其中有留城汉画一块，睢宁双沟汉画像石七块，其中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牛耕图》（图17）驰名中外，其他则名不可考。1952年次子张恺慈离京返徐，刘墉书“汉画室”斋额真迹及张氏所藏汉画像石运回家乡，无偿捐赠于当地政府。现展于徐州汉画像石馆第七展室藏品即为张伯英故物。若张氏有灵回眸，何至于慨叹“我只区区守汉刻，颜斋却愧古贤同。”

9、斋室“六朝三铭之室”、“百铭庵”，与《瘗鹤铭》、东堪石室铭、石门铭以及魏墓志百余

张氏室名“六朝三铭之室”见之于其跋《瘗鹤铭》拓片，跋曰：“往寓慈慧殿，以东堪石室、石门铭旧本同张斋壁，顔曰：‘六朝三铭之室’。”由此可知所谓“六朝三铭”即南朝梁《瘗鹤铭》水拓本、魏碑《东堪石室铭》、北魏《石门铭》。据张氏该帖跋语《瘗鹤铭》拓本得于丙辰（1916）四月北京隆福寺聚珍堂。《瘗鹤铭》原刻于江苏镇江焦山西麓摩崖之上，北宋末年因雷击崩落水中，碎为五块没落江中，康熙五十一年（1712）陈鹏年募工捞出，移至山上建亭保护。存字九十三个，有“大字之祖”称谓，在书法史上地位显赫。张氏所称水拓本或即水前本，此五石整幅较之新拓犹可珍贵，故张氏数跋于上。其中一跋云：

山樵之为隐居，甲午为天监十三年，豪无疑义。或云出自唐人，不知书者也。云峰山诗刻于辛卯，则前于此者四年。辛酉八月，伯英。

此跋文虽短，缺失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书人，他说：“云峰山、石门具书人姓名，故后人不至妄加推测，此铭幸存，年岁可辟，称晋唐人书之谬耳。”从而否定了晋王羲之所书说及唐人所书说，极具文献价值，今拓藏徐州博物馆。张氏藏《石门铭》有数本，屡屡校之，而其所藏《东堪石室铭》则鲜有文献记载。

在“六朝三铭”而外，张氏收墓铭极多，尝云“予蓄魏墓志拓本逾二百通。”1922年陈太夫人命女孙将其“壬戌夏起手录所藏魏志一百零九篇编次装册。”因此所谓“百铭庵”即指其所收魏墓志也。

以上9条例举张伯英斋室名十七个，别署三，俱与其购藏相关联，其他如“天策砚斋”等亦可谓相关，但囿于文献不能详加考述。

供 稿：徐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