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碑》约于一九二九年发现于河南偃师，搨本便流传于世。对于《袁安碑》的命名或因于前八年发现的《袁敞碑》，后来学者皆因循而名之曰碑，没有提出异议，而关于《水经注》所提及的《袁安碑》则所论不详。对于其真伪之辩均基于碑说，而未做他想。笔者以为《袁安碑》并非墓碑，应该是墓圹埋幽之墓记，由是作考文并兼论徐州之《袁安碑》，略说如下，并以此请教于方家。
一、《袁安碑》名碑之缘起
《袁安碑》今石在河南省博物院（图1），以马衡所做补阙，列释文如下：
司徒公汝南女阳袁安召公授易孟氏学
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年
十一月庚午除给事谒者五年正月乙□
迁东海阴平长十年二月辛巳迁东平任
城令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拜楚郡太
守十七年八月╰╯庚申徵拜河南尹建
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仆元和三年五月
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
孝和皇帝加元服诏公为宾永元四年三
月癸丑薨闰月庚午葬
图1袁安碑拓片（左） 图2袁敞碑原石（右）
在尚未阐明《袁安碑》为墓记之前，不妨仍用《袁安碑》这个名字来叙述《袁安碑》的发现及其以前的相关研究。关于《袁安碑》的发现，王壮弘在《增补校碑随笔》中所述颇详：
据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报告，此石原出土地不详。明万历廿六年三月被人移置于偃师县西南约三十里新村东牛王庙中置作供案，因字在下面，无人知为碑刻。一九二八年初，庙改为辛村小学，供案仍置原地未动。一九二九年夏，村中一儿童仰卧其下纳凉，发现石刻上有文字，即起告村人，村人任继斌遂以拓片流传行世。
这里有几点容易被后人忽视，一是“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报告”，也就是说《袁安碑》是被作为文物收集的，而不是发掘的。二是“原石出土地不详”，因此也就无法判断该刻石出土于墓穴之内还是墓葬之外。三是“明万历廿六年三月被人移置”，即张彦生、马子云所提及的“碑侧有明万历廿六年题字”，表明该碑在明万历六年（1598）已经被发现，而后辗转流离331年被再发现一九二九年。
关于《袁安碑》的命名，不能不提及《袁敞碑》。马衡《汉司空袁敞碑跋》作如是说：
此碑于一九二三年春出于洛阳。篆书，十行，存七十余字。是冬始得拓本，初不知其为谁氏之碑也。以其有延平、□初年号，知其为东汉文字而已。一九二四年夏，取此碑反复䌷绎，见第九行“□初二年十二月庚戌”等字，在“延平元年”之后，知所谓“□初”者，非永初必元初矣。因检《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是月是日，有“光禄勋袁敞为司空”之文。更取敞传读之，历官事实，大半相合，始知确为敞碑。
马衡所言“一九二三年春出于洛阳”，没有明言出土，而王壮弘、高文则云“1922年河南偃师出土”，在出土时间、地点上略有差异。以王家葵说“1923年冬金石学专家马衡得残石拓本”，可知马衡先生未见原石，所谓“反复䌷绎”者拓本而已。“初不知为谁氏之碑”，即拓本“敞”字残损不可释，后据“延平”、“□初”年号，考《后汉书》寻得线索，得出敞碑结论，并“取碑中存字”及“现存笔画测定”释出刻文。
《袁敞碑》原石尚存辽宁省博物馆（图2），可以判定“君讳敞”三字无从得释。马衡说字叔平“其上更当有君讳敞三字”，“敞”可从《敞传》得出，而“君讳”二字则是自说自化。既定“敞”字，“乃确定为袁敞碑”。对于以何据名之为碑，马衡跋文未及之。后此石归罗雪堂，罗氏有跋云：“四明马君叔平，因‘字叔平’及‘司徒公’字，谓是《袁敞碑》，予案叔平说甚确。”对马衡定此石刻为《袁敞碑》深信不疑。
《袁安碑》出，其“书体与敞碑如出一手，”“石之高广亦同式也”，马衡以《袁敞碑》旧例，因循之名袁安刻石为《袁安碑》。有马衡、罗雪堂二公之先说，以后不论是出版碑帖还是学术研究，对袁敞、袁安二石俱称之为碑，无一例外，但对于名碑之理由，以及是否合乎旧制，则未去深究。二、《袁安碑》名碑之疑问
叶昌炽《语石》有《论碑之名义缘起一则》，其引《释名·释典艺》云：
“碑，被也。本葬时所设，施辘轳，以绳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
此所言碑者，冢墓之用，非庙堂之碑也。
“被”字，有两层意思，一是表面，即“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明言于地表，有别于墓穴之内。二是“握持”，即“以绳被其上，以引棺也”。所谓“握持”即碑穿之“施辘轳，以引棺。”碑穿而外，冢墓之碑在形制上尚有碑首、碑额、碑阴。更为重要的是碑阳“书其上”者乃“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若以此说，《袁安碑》名之为碑，则有几点疑问无法解决，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是，《袁安碑》与东汉诸碑碑制不同。《袁安碑》立于汉安帝永元四年（117）原石残高139厘米，宽73厘米，厚21厘米。篆书十行十五列。有界格。有穿，穿在五行八行、五列八列间。《袁敞碑》与之“高广同式”，“碑石长宽厚一至。”两方碑均无碑首与碑额。而立于东汉建宁元年（168年）九月《衡方碑》（图3），高240厘米、宽110厘米，厚25厘米，有隶书碑额，为园首碑。立于东汉熹平三年(173年)四月的《鲁峻碑》（图4）高283厘米、宽115厘米，厚25厘米，有隶书碑额，圭形碑首。立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十一月的《鲜于璜碑》（图5）高242厘米、宽81-83厘米，有篆书碑额两行，圭形碑首。约立于汉安二年（143）年的《景君碑》（图6）高288厘米、宽105.6厘米，有篆书碑额，圭形碑首。所举四例均为墓碑，高大而有首有额。将《袁安碑》与此相较，则高度上短1米有余，窄薄而无额无首。虽然《袁安碑》立碑时间早于以上诸碑，其形制在已经明确的东汉墓碑中没有参照，因此从制式上来言称其为碑，还缺少足够令人信服的基础。
图3《衡方碑》拓片（左） 图4《鲁峻碑》拓片（右）
图5《鲜于璜碑》拓片
图6《景君碑》拓片
二是，《袁安碑》文体与东汉诸墓碑文体不符。以上文所举诸碑中三碑为例，《衡方碑》碑文815字，首起：“府君讳方”，“其辞曰”后有颂辞韵文。《鲁峻碑》碑文544字，首起：“君讳峻”，后述生平事迹，“其铭曰”后有颂铭韵文。《鲜于璜碑》碑阳全文622字，首起：“君讳璜”，“其颂曰”后为颂辞韵文。另例《张迁碑》亦为门生故吏追念张迁所立，碑阳全文710字，首起“君讳迁”，后述其祖先功德。虽无“其铭曰”、“其辞曰”、“其颂曰”等专用文式，但仍刻四字韵语。由是可以看出东汉表墓之碑文字数尤多，其文体起首多有“君讳”二字，后述其功德生平，颂文韵语必不可少。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写实追虚，碑诔以立。铭德纂行，文采允集。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石墨镌华，颓影岂戢。”以刘勰所说，碑文当在“写实”的基础上务在“追虚”，“铭”是颂扬府主之功德，“纂”即编辑、编纂府主之行谊。“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记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造辞窜句、镂采摛文，继而“文采允集”，是碑文文体的标准。以至于所写文字长达600—800余字，否则便无法出现“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的追思效果。反观《袁安碑》刻文仅10行，148字。与以上所例诸碑，不仅其字数悬殊，也无“君讳”字样，更无“其辞曰”等颂文格式和韵文，仅述爵里、职官、卒葬，“标序盛德”、“昭记鸿懿”不着一墨，显然这不符合碑文的标准制式。
三是，《袁安碑》穿的存在不应该作为名碑的理由。《袁安碑》确有碑穿，其位置与以上所举诸碑略有不同。但是碑穿仅仅是碑制要素之一，与碑首、碑额、碑座等要素并用。叶昌炽《语石》云：“自后世立碑，但以述德叙事，而失其本义，遂不有穿矣。”《张迁碑》则无穿，而《乙瑛碑》则无穿无额。故说以碑穿的存在来确定刻石之名碑，不能成立。即使具有相似的碑形，也未必是碑。如1973年在山东高密市南郊田庄乡住王庄村调查所得《孙仲隐墓志》（图7），为东汉熹平四年（175）刻石，圭首无额，大小约88×44厘米，刻字六行，计51字。据调查当是埋幽之石，以其中文义来推测属于墓志。东晋《张镇墓志》（图8）1979年江苏吴县境内张陵山出土，志石的形状和汉碑一样，为碑形，穿、首俱全，通高51厘米，正、背均刻字，计98字。这两方墓志的共同特点是刻石尺寸小，所刻文字少，均为墓穴所出，与上述诸碑不论体量、文字数量及所处位置有明显区别。
图7《孙仲隐墓志》拓片（左） 图8《张镇墓志》拓片（右）
四是，《袁安碑》之所在位置不清，无法厘定其阴阳。按照刘勰《文心雕龙》所说：“志以志诸阴，表以表诸阳”，就该刻石而言，于墓穴之内即为墓志，墓葬之外即为墓碑或碑表。然而《袁安碑》为收集所得，已经无法判断刻石在墓穴之内还是墓穴之外，所以直言其为碑，则显得过于牵强。按照叶昌炽《语石》所云“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是汉以后始。”或许马衡先生在为《袁安碑/袁敞碑》命名时便按照“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的惯例，没有深究。
三、《袁安碑》易名之略说
显然《袁安碑》名之为碑，的确存在疑问。现姑且易其名为墓记，并以墓记（志）的相关体例来进行衡量。一是，《袁安碑》的大小尺寸与汉末《孙仲隐墓志》、东晋时期《张镇墓志》相类；二是，文字数量亦相仿佛。更重要的是其文字内容合乎墓志（记）的体例。明吴讷《文章辩体序说》把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埋铭别列一则，分而述之。其言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放陵谷迁改。”“直”与“曲”相对，即直接了当。故说“凡碑碣表于外者，文则稍详；志铭埋于圹者，文则严谨。其书法，则惟书其学行大节，小善寸长，则皆弗录。”徐师曾取吴讷《文章辩体序说》损益之，作《文体明辩序》，将碑文、碑阴文、墓志铭、墓碑文、墓碣文、墓表，单列条目，归类辨析。其言墓志与吴讷所言大同小异，增“行治”与“卒葬年月”。可见墓碑与墓记（志）的文体不能混为一谈。以《袁安碑》释文分析，“司徒公汝南女阳袁安召公”，“司徒公”言其爵，“汝南女阳”言其里，“袁安召公”言其姓名，总则言其世系。“授《易》孟氏〔学〕”是言其学，“永平三年（60）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则是述其行治，总而言“学行大节”，而“小善寸长，则皆弗录。”“永元四年（92）〔三〕月癸丑薨。闰月庚午葬”，则是明言卒葬年月。因此说《袁安碑》文字在世系、爵里、名字、学行大节、卒葬年月等相关墓志文体的基本要素与行文序次上十分符合，应是一片早期的埋幽墓志文。为避免与后来墓志铭的混淆，依吴讷《文章辩体序说》“埋铭、墓记，则墓志异名”之说，将《袁安碑》易名为《袁安墓记》。因循《袁安墓记》，《袁敞碑》亦应名为《袁敞墓记》。由《袁安碑》之易名，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对于某刻石的命名，应以其所处位置、尺寸大小、形制、文体、序次等诸方面考察，并参照古贤对刻石的定名方式，不可挂一漏万，避免留下疑问。
四、《袁安碑》碑文与其真赝
欧阳辅《集古录求真续编》袁安碑一条云：“读其文，仅叙次除授迁拜年月，至薨葬遂戛然而止，竟无一语及其人品事迹，亦无一字褒美。虽曰质直，毋乃太简。”章太炎与马宗霍札云：“安汉之名相，事业赫然，其平反楚狱，力抗窦氏，最为人所难能。汉碑于具位庸吏，犹称美无量，今安碑但叙官资，不述功绩，何也？”不难看出欧阳氏、章氏均将《袁安碑》文字纳入汉墓碑文范畴，并未与汉碑文体相较，故而得出其“质直”、“太简”，无“称美”之词，“不叙功绩”的疑问。实不知其“仅叙次除授迁拜年月，至薨葬遂戛然而止，”“无一语及其人品事迹，亦无一字褒美”正是墓记（志）文体的特征与体例。章太炎以墓碑文体发难于墓记（志）文体，得出《袁安碑》“以近代辨书势，通史事，识文体者少，故悍然作伪”的结论，则难以取信。
五、徐州之《袁安碑》亦非墓碑
那么《袁安碑》是否存在？《徐州府志·碑碣》列《汉司徒袁安碑》一条：
右司徒袁安碑。《水经注》：徐州治城内有袁安等数碑，列植街右，咸曾为楚相也。《天下碑录》云：在子城南门外百步，今碑文俱佚。按《后汉书·袁安传》称：安为楚郡太守，时当楚王英得罪，国除为郡，故称太守。《水经注》与徐庶等连文，故统言楚相，非误也。
以《水经注》与《天下碑录》所记，除《袁安墓记》（袁安碑）之外，尚有《袁安碑》立在徐州治城子城南门外百步。徐师曾《文体明辩序》云：“盖葬者既为志以藏诸幽，又为碑碣表以揭于外，皆孝子慈孙不忍蔽先德之心也。”可知古制安葬府主既有埋幽之志，又有揭外之碑。有关袁安葬地，王家葵《汉袁安碑研究》所考甚详，其祖茔应在汝南一带。至于袁安遗令有“当陪山陵，不得归骨旧葬”，则是迁墓而陪葬在明帝之显节陵或章帝之敬陵，即洛阳邙山附近。显然徐州绝非袁安葬地，而徐州之《袁安碑》则非墓碑。据《后汉书·袁安传》记载，永平十三年（70），楚王刘英叛逆，受刘英牵连并被捕者达数千之众，袁安拜为楚郡太守清理冤狱达四百余家。另外袁安重孙袁贺曾任彭城相，除《后汉书·袁闳传》有记载而外，徐州曾出东汉建和二年（148）四月《府君教》刻石一块，刻有“彭城相袁贺”数字，今石在徐州博物馆。因此不论作为受袁安恩释之四百余家，还是袁安为楚郡太守期间的从吏，以及作为后代子孙身居相位的袁贺，为追念旧主恩泽，缅怀先德功绩，在其曾任楚郡太守之故地立碑，亦在情理之中。对于碑文的文体，徐师曾《文体明辩序》有详细归类：
后汉以来，作者渐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宫室之碑，有桥道之碑，有坛井之碑，有神庙之碑，有家庙之碑，有古迹之碑，有风土之碑，有灾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观之碑，有托物之碑，皆因庸器（彝鼎之类）渐阙而后为之，所谓“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
若以此类别划分，徐州之《袁安碑》确乎功德碑之类。有关徐州之《袁安碑》事，王家葵《汉袁安碑研究》已有所涉猎，不过论之不详，未述其后人立碑之可能，本文兼而附及之。
作 者：徐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耿广敏
供 稿：佳鑫
初 审：彦婕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