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 | 铜山张伯英跋《汝帖》三段考说

铜山张伯英跋《汝帖》三段考说

耿广敏

近见故宫博物院藏《汝帖》影本，汝州市政协所编，即翁方纲旧藏本。其后有铜山张伯英跋三段（见图1—1、图1—2）。关于张伯英其人其跋，施安昌先生在《宋刻汝帖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本（翁方纲旧藏）》一文中有所涉猎。然而施文对该《汝帖》的流传及张氏的介绍略显粗疏，亦有谬误。另外对张氏跋文施安昌先生未及详说。本文拟补遗张氏生平，更其误说，考说其三段跋文，增其流传故实，并请教于方家。

一、关于张伯英

关于张伯英的介绍，施安昌先生原文如下：

张伯英（一八七一—一九四九），江苏铜城人，光绪二十八年恩科举人，曾于段祺瑞政府任秘书，后执教北平成达中学。书法独树一帜，碑帖尤精评审，亦富收藏，有《阅帖百卷》《张伯英碑帖论》。

张伯英（图2），原名启让，字伯英，后以字行，更字勺圃，一字少溥。江苏铜山人，而非铜城人。张氏有带有“铜山”二字的印章多枚，如：“铜山张氏小来禽馆”（朱文）、“铜山榆庄”（朱文）、“铜山张氏小来禽馆金石书画”（白文）。另外张氏书墓铭（碑）署款亦多写为“铜山张伯英”，如《段芝晋墓志铭》《贺苏生先生墓碑》等。其出生于清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七月二十四日，民国三十八年己丑（1949）元月卒。出生地为江苏铜山三堡榆庄，张氏印“铜山榆庄”即指其在铜山居所。张伯英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三十二岁补行庚子辛丑恩科中举。民国元年（1912）为第一军秘书。民国四年（1915）三月，徐树铮创办正志中学，受正志中学校长徐树铮聘，张伯英在该校教授国学、书法。对于这段历史，徐树铮的后人徐樱在回忆中讲到：“我父民国四年创办正志中学，伯英公应聘为国学兼文字教席，协助我父作育人才。”正志中学在民国九年（1920）更名为成达中学。民国十五年（1926）二月二十二日，张氏辞去政府秘书长职，之前先后任过秘书、帮办等职。本年任成达中学经史古文及书法教习。辞职以后的张伯英寓居什刹海“东涯老屋”鬻字卖文为生。他是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碑帖鉴定家、诗人和方志学家。其著述颇丰，现述录如下：《诸帖刊误》，民国二十八年（1939）连载于《古学丛刊》。《小来禽馆帖跋》于民国二十九（1940）年七月发表于《中和月刊》。《法帖提要》写于乙亥（1935）元月，到1938年五月讫，但未刊印，1996年《法帖提要（稿本）》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由齐鲁书社全部刊印。1945年3月容庚借去《法帖提要》稿本七册，连续抄录月余，并在其《丛帖目》所述帖目后以“张伯英云……”的形式全部转抄录用。启功先生认为《法帖提要》是近现代最有系统的评帖专著。施安昌先生在《宋刻汝帖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本（翁方纲）旧藏》一文中曾两处引用容庚《丛帖目》，居然失录张氏鸿著，确实令人费解。《小来禽馆诗草》《阅帖杂咏》两著述，张氏生前均未出版，经后人整理散见于《徐州明清十人文萃·张伯英集》《碑帖论稿》等。其甄选编纂的《徐州续诗征》，编讫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次年由北平文岚阁承印。《黑龙江志稿》的编纂始于民国十八年（1929）二月，成书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张伯英著《碑帖论稿》为其孙张济和等编纂，将先生《帖平》《说帖》《庚午消夏录（碑帖部分）》《阅帖杂咏》《<右军书范>校记本》等结集出版。至于施安昌先生所录《阅帖百卷》《张伯英碑帖论》，究竟是何著述，则不得其解。

二、关于张伯英跋《汝帖》三段

跋语第一段：

“曹之格云，法帖官私诸本，虽断烂中出数行字，好事者不惜千金争持去。宋帖于南渡已见重若此。《汝》为北宋名刻，原石犹在，帖石之最寿者，而收藏家每不之贵，以黄长睿所讥遂轻之耳。丛帖可议宁止于《汝》，《汝》石可弔，语亦苛酷。傅青主父子称其“镌法特妙”，王梦楼谓“能以粗漫传神”。至其编辑乖舛，分别观之可也。此搨纸墨精好，首尾完整。周纬仓题签丰姿遒逸，翁、程、桂诸跋粲然盈册。铸禹年兄得以见示，伏暑展对，古香可挹，书此以志眼福。丁亥立秋前一日，东涯七十七叟张伯英。”钤印二，一“老勺平帖”（白文），一“张伯英印”（朱文）。

曹之格，宋人。曾任无为通判。《书史会要补遗》云：“曹之格尝摹古帖刻石，曰《宝晋斋帖》是也。”“虽断烂中出数行字，好事者不惜千金争持去”一语，即出曹之格所摹刻《宝晋斋法帖》自跋。所谓“原石犹在，帖石之最寿者”，系指大观三年八月（1109）《汝帖》辑刻，至今帖石犹存于汝州。对此施安昌先生于文中已有详考。

黄长睿，即黄伯思，长睿其字，别字霄宾，号云林子，邵武人，官至秘书郎。天资警敏，长于考古。张氏所谓“以黄长睿所讥”即指黄氏之《汝州新刻诸帖辨》：

顷在洛中，闻汝州新镌诸帖谓之汝刻。及见之乃杂取《法帖》《续帖》，又珉玉闲簉不能辨也。此犹无害，至集古帖及碑中字萃为伪帖，并以一帖省其文别为帖语及强名者甚多。……世尚多古帖，极有未传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区区作伪以误后学，但贻识者嗤笑耳。汝州既以石十余刻之，而越州复传其本又刻之。二州之石殊可弔也。信知识真者少，何足怪云。……

“珉玉闲簉”即指汇集真伪，而“集古帖及碑中字萃为伪帖”便是无中生有，强为之帖。至于“作伪以误后学，但贻识者嗤笑耳”，可谓讥语之“苛酷”。可见张伯英跋语俱有所本。

傅青主父子，即傅山、傅眉。王梦楼，即王文治。张伯英所引“能以粗漫传神”，即出自王文治《快雨堂题跋》，施文已录。

周纬仓，即周铨，此本《汝帖》题签者。桂馥云其为“上海布衣，卖字终其身。”翁方纲跋云：“题签者周纬仓铨长于诗，尤工长短句，在康熙间已名重艺林。杜太史诏以小周郎目之。《上海县志》称其书法神似钟王。家贫卖字以自给。此签盖其晚年笔也。”张伯英跋云“周纬仓题签丰姿遒逸”，或出自于此。至于“翁（方纲）、程（晋芳）、桂（馥）诸跋粲然盈册”，施安昌先生已详及之，不复赘言。

“铸禹年兄”即《汝帖》翁方纲旧藏的收藏者，“铸禹”何人，对于该《汝帖》流传研究极为重要，而施文无考，实在遗憾。“铸禹年兄”见于张伯英跋，“铸禹先生”见于容庚跋，可见张伯英、容庚与“铸禹”有过从。《容庚北平日记》有注云：“朱鼎荣（1904—1981），字铸禹，号小潜采，江苏淮安人。192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善美术史论、古书画文物鉴定。”《容庚北平日记》记载容氏与朱鼎荣交往有16次之多，可见“铸禹”即朱鼎荣。细考此《汝帖》第一册“汝帖目录”下，有“鼎荣墨缘”（白文印）一枚（图3—1），第一册第二卷尾左下角空白处钤“山阳朱鼎荣字鼐济亦字铸禹”（白文印），第六册第十二卷尾钤“山阳朱氏小潜采堂考藏金石图籍”（朱文印）、“铸禹眼福”（朱文印）（图3—2），《汝帖题跋》一册翁方纲跋语前空白处有“山阳朱氏”（白文印）和“小潜采堂”（朱文印）（图3—3）。或有不可考释与重复之印不录。由此可以定论：朱鼎荣，字鼐济，亦字铸禹，山阳人，室名小潜采堂。山阳即今淮安的别称。《容庚北平日记》朱鼎荣条注“号小潜采”或为斋号小潜采堂之误。此考确证宋拓《汝帖》翁方纲旧藏为朱鼎荣所得，并见示于张伯英与容庚，而张、容则跋于后。

张伯英第一段跋语，书于“丁亥立秋前一日”，即1947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时年张伯英已七十七岁。

跋语第二段：

宋丛帖有目录者惟《汝》及《资》，《资》重摹《绛》之全部，而目录并作十卷。《法帖谱系》谓止刻《绛》前十卷，竟是未检帖文。此目为帖成后补刻。苏斋即订其误，惟云《姚秦铭》隶、楷二段，楷为姚秦，隶则《石赵》，非二段皆《姚秦》，苏斋亦偶误也。

《汝》即《汝帖》；《资》即《资州帖》；《绛》即《绛帖》；而《资州帖》为《绛帖》复本。故张氏云“《资》重摹《绛》之全部”。《法帖谱系》为曹士冕所作，叙述宋帖十几种支派源流。苏斋，即翁方纲，施文亦详及之。“惟云《姚秦铭》隶、楷二段（图4），楷为《姚秦》，隶则《石赵》，非二段皆《姚秦》”是指《汝帖》中《姚秦铭帖》，张氏指出其楷书四行者为《姚秦铭》，而隶书二行者为《石赵》，为之检出，以为翁方纲之偶误。

跋语第三段：

苏斋谓《姚秦像铭》四行，可想刘仲宝笔法。刘为北齐三公郎中，远在《姚秦》后，其书率更所自出。苏斋学欧求仲宝不可得，见字体近欧者即疑仲宝。率更碑版照映古今，三公遗迹世无一字。小子仲宝乡人，与苏斋有同感焉。立秋后一日伯英再识。”钤印二，一“张伯英印”（白文），一“勺圃”（朱文）。

所谓“《姚秦像铭》四行”，是指《汝帖》之《姚秦铭》中四行楷书。刘仲宝，即北齐刘珉。窦臮《述书赋》刘珉条云：“刘珉，字仲宝，彭城人，彦应子，北齐三公郎中。”而于欧阳询条云：“（询）书出于北齐三公郎中刘珉。”欧阳询官率更令，人称率更。而刘珉官至三公郎中，这里以“三公”代指之。之所以张氏在该跋中独述刘仲宝书，其中的缘故在于刘仲宝为彭城人，即今徐州人氏。张伯英祖张达有论书诗一首，诗云：“彭城书派启唐欧，仲宝惜无一字留。因忆茂谦同北体，儿曹讵可薄毡裘。”

诗注云：袁海观观察宰吾邑。儿子从仁游其门，以《醴泉铭》为赠。谓率更其乡先辈书体独创，前所未有。予曰：“此彭城书派。”海观愕然，因拣《述书赋》同阅之，而慨仲宝无传书也。《赋》又谓到㧑如猛夫格兽，亦无传书。英孙习北碑，时人以为怪。予谓：“彭城书派自是如此。”

此诗与注所言“彭城书派”，一是指北齐三公刘珉，二是指欧阳询父子，三是其孙张伯英的北碑书法。“彭城书派启唐欧”是唐欧阳询父子书出彭城。为此，张伯英对刘珉的书法也格外在意，多次题及三公书法。跋语中“小子仲宝乡人，与苏斋有同感焉”，张氏谦称“小子”与刘仲宝同乡。而在历代书帖中已经无法找到其一字。所以每次见到与欧体相近的北朝书，就有“想见三公郎中刘仲宝笔势”之慨，故而与翁方纲有共同的感受，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第三段跋语写于“立秋后一日”，与第一段跋语相隔一天即1947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日。一个月后的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是张伯英七十七岁诞辰，儿孙辈前来贺寿，全家在东涯老屋前面合影（图五）。

三、跋《汝帖》三段的价值

张伯英《法帖提要》成书于1938年，述有《汝帖十二卷（宋石本）》。张氏于1947年得见《汝帖》翁方纲旧藏宋拓本，已相距近十年，其所跋《汝帖》三段，可以补《法帖提要》之阙。特别是第二、第三段有关《姚秦像铭》跋语数行，张氏在《法帖提要》中没有涉及，则显得尤为重要。另外，近来出版的《增补法帖提要》《二十世纪书法经典·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等张氏所著，亦未收录此跋《汝帖》三段，所以汝州市政协所编《汝帖》并张氏所跋，对于收集、整理张伯英散佚文稿，以及对张伯英碑帖评鉴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张伯英跋《汝帖》三段时，年七十七高龄，次年底张伯英即病重，遂于己丑元月逝世，年七十九。笔者所见张氏的最后的帖跋，是在戊子（1948）四月十二日在影本《右军书范》后的题记：

余七旬后方能深知此帖，往所题评未尽适当，因书此数行。庶无一语泛设，无一语过量，非遇真识又孰解余言之是非哉？右军字势雄强，于此见之，他刻无能传者，苍浑可媲篆籀。韩退之讥其俗媚，真不知书之尤者。戊子四月十二日  病起阅之。

此题记距张氏跋《汝帖》三段仅十个月，正是其积累毕生阅帖之得失，慧眼独具的巅峰时刻，以“无一语泛设，无一语过量”来评价跋《汝帖》三段，可算是恰如其分。

    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张氏跋《汝帖》三段，正是人书俱老之时。第一段与第三段跋语，以行楷小字为之，第二段则纯细楷。通篇章法完整，错落有致，行气充足，布白恰当得体，钤印规整清晰，无丝毫懈怠应付。用笔斩钉截铁，沉着率性，挥洒自如，笔力千钧，一扫老年书家抖颤柔弱之病。结体以北碑为基，又有苏、黄意味而兼之鲁公，化而为一，熔铸古今。平正中奇崛频出，峻利遒媚，开张恣意，一任自然，绝无造作之气，内容与形式结合完美，是难得的张氏妙品。另外，跋《汝帖》三段，共钤四印，其中“老勺评帖”（白文）为方介堪刻，“张伯英印”（朱文）为金拱北刻（图6—1），此二人俱为篆刻一时圣手。“张伯英印”（白文鸟虫）、“勺圃”（朱文）不知刻者（图6—2）。张氏对自用印要求极高，他在《庚午消夏录》中言道：“近日制印亦无好手，新觅佳石数通，乞佳篆不得，为之怊怅。”斯言出其六十岁时所记，足见张氏用印必“乞佳篆”。《张伯英信札书法集》刊有张氏手钤自用印数纸，自题印之刻者如：齐白石、金拱北、陈师曾、赵古泥、黄少牧、王福庵、贺孔才等，可见“张伯英印”（白文鸟虫）、“勺圃”（朱文）定是名手佳篆。有此四印与跋书交相辉映，可谓珠联璧合。

附图

供 稿：徐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